慈善行业

郑功成：建立多层次社保体系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保障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

郑功成指出，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新的历史进程中，社会保障作为全体人民实现共享国家发展成果的制度安排，肩负着更加重大的责任与使命。“过去5年，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保体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描绘了未来5年将更好地保障人民生活、促进社会公平的奋斗目标，即“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提高到95%，优化社会救助和慈善制度”。郑功成指出，同时要清醒地意识到，目前我国社保体系发展质量并不高，离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还有不小差距，面临诸多挑战。“按照系统规划、精准发力原则建立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是满足不同人群社会保障多元化、个性化需求的必由之路，也是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必由之路。” 他分析说，我国多层次社保体系建设滞后的根本原因，在于法定保障层次迄今尚未成熟、定型，边界不清、预期不稳，制约了其他层次保障的发展。因此，当务之急是在坚守法定保障保基本的前提下加快其定型，为其他层次保障提供清晰的发展空间。此外，还应加快完善统一的慈善财税政策，积极推进慈善事业与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及相关服务有机融合，适时出台遗产税、赠与税等新政，使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完备。(中国新闻网)

徐绿平：建议发挥好我国社会组织在国际交流合作中的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中联部原副部长）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徐绿平带来了关于推动我国社会组织参与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的提案。

徐绿平认为，公共外交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增进国际社会，特别是各国民众了解中国具有重要作用。

她建议，要加强社会力量的参与力度。她说，政府不仅唱戏，更要“搭台”，调动各方资源，充分发挥企业、社会组织、智库等社会力量的优势和作用，实现对各国民众更加直接、频繁、深入的宣介，提升我国公共外交的覆盖面和实际效果。

 “近年来，我国社会组织无论从数量、机构实力，还是活动能力、专业水平等都有很大提升，在积极服务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对外交流合作也不断增多，成为促进民间交往、增进我国同各国人民了解和友谊的重要力量。”

她建议，有关部门可对社会组织开展对外交往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采取针对性措施，发挥好我国社会组织在国际交流合作中的作用，推动我国社会组织更加有序、有效、有力度地“走出去”，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做出更多贡献。（中国日报、澎湃新闻）

潘利国：进一步建立完善社会公益事业相关政策措施

（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沈阳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

潘利国认为，社会公益慈善事业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民生保障制度和社会治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现代公益慈善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在扶贫济困、扶老救孤、助残优抚、医疗救助、教育救助、灾害救助及其他公益事业领域发挥了积极作用。当前，尽管我国脱贫攻坚战已取得了全面胜利，但各地区仍有一些困境人群，生活还面临很多自身难以解决的困难，比如，低保对象、低收入群体、贫困残疾人、遭遇临时性困难的群众等。这些困难群体，在政府提供基本保障的同时，还需要充分发挥各类公益慈善组织的作用，形成公益慈善事业与社会救助的有效衔接。潘利国说，为了更好地拓展和畅通企业及社会各界人士奉献“爱心”的渠道，使困难群体得到有效的帮助，实现“爱心奉献”与困难群体救助的精准衔接，进一步织密、筑牢社会保障网络，让人民群众共享振兴发展成果。去年，辽宁省沈阳市结合办理代表建议，在市人大常委会的监督推动、政府的引导扶持、全社会积极参与下，积极推动“沈阳爱心广场”建设，搭建了“行动指导委员会—公益基金会—服务中心—爱心平台”四个层次的组织架构。在推进“沈阳爱心广场”建设的过程中，潘利国感到了发展公益慈善事业，还有一些共性问题需要从政策上予以明确支持。比如，税收优惠、购买服务、费用减免、金融、土地等优惠政策不够明确，相关配套法规不健全。为此，建议进一步加大对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特别是对公益慈善组织的税收减免，加快健全完善相关配套法规，充分发挥公益慈善事业对社会救助体系的重要支撑作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让困境人群感受爱心和温暖，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中国发展网）

朱晓进： 推进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

朱晓进在今年两会上提交了“推进我国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提案。在他看来，大力推进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必须从社会工作立法、职业体系建设、乡镇社会工作服务站建设、岗位开发、部门统筹和社会宣传等方面着手。第一，推进社会工作立法和服务规范化。制定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实施意见和工作指南，规范社会工作项目设置、项目招投标和评估验收。同时，加快推进社会工作立法，构建社会工作相关的政策支持体系，明确社会工作在社会建设、社区治理和民生服务等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制定出台社会工作者的就业准入制度和继续培训相关法律法规。第二，加强社会工作者职业体系建设。将社会工作纳入职称体系，打通事业单位职业资格和职称评定壁垒，建立分层分类的职业评价办法。提高社会工作者的薪酬待遇，原则上不低于当地城镇职工平均水平，建立弹性工资支付体系。鼓励推行社区工作者三岗十八级制度，畅通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发展渠道。将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纳入各省高层次人才、急需紧缺和重点人才引进范围，享受相应的人才政策待遇，建立社会工作人才表彰机制。第三，建立乡镇社会工作服务站。全面统筹部署各地乡镇(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站的建设，形成覆盖城乡的社会工作服务网络，为城乡居民开展精准化和精细化服务，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米”。在运行机制上，建议委托社会组织托管运营，采用“街道监管、机构运营、专家督导”的三方协同服务管理机制，链接基层社区的社会工作人才和服务资源。第四，开发社会工作岗位。坚持按需设岗，以岗定薪，大力开发社会工作服务岗位。鼓励学校、医院、企业等单位设置一定比例的社会工作岗位，聘用专业社会工作人才从事相关的服务工作。第五，加强社会工作资源的统筹管理。为有效整合社会工作资源，建议各省建立统一的社会工作服务信息平台，对全省社会工作人才进行登记，对不同部门的服务资源进行统筹管理，避免出现社会工作服务项目重复申报和资源浪费等问题。第六，加大社会宣传力度。利用各类媒体平台和社会工作宣传周等方式，广泛宣传社会工作，增进广大群众对社会工作的了解。此外，加大对社会工作领军人才和优秀事迹的宣传和奖励，为社会工作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中国社会报）

曹金萍：积极推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

当前，社会组织发展还面临一些突出问题。曹金萍指出，一是社会组织发展的政策环境不完善。社会组织综合监管机制不完善，行业协会商会与相应主管部门完成脱钩后，主管单位和行业协会商会管理部门、职能部门监管职责不明确。二是社会组织政策覆盖需给予更多关注。社会组织尤其是社会服务机构（民办非企业单位）在政策覆盖层面陷入“夹心层”，处境尴尬。作为与企业同等法人主体的社会组织，既无法享受社会团体等同样的扶持政策，又不适用于企业的各项政策安排。三是社会组织自身建设存在短板。有些社会组织缺乏专职的工作人员、合理的组织架构和专门的办公场所﹔有些社会组织自身建设不规范，董事会、监事会、理事会、会员代表大会等形同虚设﹔有些社会组织长期依附于政府部门，独立开展工作的能力不足﹔有些社会组织没有经费保障，服务收益不稳定，影响了作用的发挥。四是社会组织党建工作亟待加强。随着行业协会商会脱钩工作的推进和直接登记政策的落实，无业务主管单位省管社会组织数量增加。曹金萍建议，一、积极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实施“培强扶优”工程，加快培育一批独立公正、行为规范、运作有序、公信力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社会组织。二、进一步规范社会组织监管。尽快出台和修订社会组织登记管理的法律法规，明确登记管理机关主要负责社会组织的法人登记、法人治理指导、执法监察等﹔行业主管部门和业务主管单位的职责﹔公安、金融管理、财政、税务、审计等相关职能部门依法对社会组织涉及的专项事务进行服务与管理。明确非慈善类社会服务机构的功能定位。社会组织要加强自身建设，规范有关章程，落实有关制度，创建服务品牌，促进作用发挥。三、加大对社会组织服务的购买力度，通过委托或招投标方式向社会组织投放，探索建立长期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计划，更好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四、不断加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把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作为社会组织管理工作的主题主线。（人民网）

 

乡村振兴

苏华：坚持绿色发展导向，推动乡村生态振兴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常委、中华职业教育社副理事长）

脱贫攻坚是一项历史性工程，是中国共产党对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经过8年持续奋斗，我们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任务，创造了“当惊世界殊”的历史性成就。但贫困地区脱贫摘帽后，整体发展水平仍然较低。

苏华建议，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加快建立绿色发展导向的财政补贴政策；加强农村污水、垃圾等环境问题综合治理，完善农村生活设施；构建“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保护和治理体系；坚定走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共赢”的发展道路，推动乡村绿色发展。（证券日报）

医疗

雷冬竹：建议构建罕见病防治体系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

“罕见病其实不罕见。”这是雷冬竹多次表达的观点。“罕见病是每一类疾病少，但是种类多。目前我国罕见病底数还不是太清楚，据国外的统计，目前罕见病的种类有7000多种，全国罕见病群体估计在2000万人。”

雷冬竹提出了关于罕见病防控的几点建议。首先是“1+X”多层次保障，保障罕见病“病有所医”。“1”基本医疗保险率先发挥作用，“X”大病保险、公益慈善、社会互助、商业健康险、个人自付以及其他补充医疗保险提供多层次保障，实现对罕见病患者的诊疗保障。

雷冬竹建议，利用福利彩票设立国家罕见病专项基金，由国家统筹、专款专项、统一待遇水平、社会共付来实现对罕见病诊疗的保障。（中国网）

丁洁：助力慈善和医保无缝对接，共护罕见病治疗之路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教授）

丁洁说，现阶段，我国仍存在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医疗保障水平差异较大、罕见病患者分布不均等问题，罕见病高值药还不适宜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医疗保障政策和支付标准。

丁洁表示，在过去一年的调研中发现，慈善参与救助罕见病患者时还存在一些问题。她说：“慈善救助在罕见病支付中，需要与医保政策无缝对接，才能让患者快速获得帮助，而不是有了疾病再发动社会临时解决问题。需要有一个持久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机制。”例如，民政、医保、卫健委、财政等部门，建立工作联动机制，保证工作流程顺畅，避免职责不清和政策不能落地。还需要建立对接机制，即社会慈善机构和社会互助组织与政府的基本医保体系相对接的工作机制，确保善款和救助资金有序进入医疗支付机制。在建立操作机制中，明确牵头部门、建立工作制度、制定操作流程，明确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谁来发、发给谁、怎么发等操作方法和细节。

此外，在严格遵守《慈善法》的基础上，整合社会互助资源。随着社会进步和网络化发展，出现了一批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自发互助组织，需要政府引导、加强监管、有序纳入多方支付机制。（中国网）

敖虎山：鼓励社会力量举办非紧急转运业务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心胸血管麻醉学会秘书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麻醉中心主任医师）

“随着城市的发展和群众需求的提升，给120急救带来新的挑战和问题，如当前很多非急救呼叫占用了急救资源，一些行动不便的孕妇、老人出行就医等需求越来越多，占用了本来就十分紧张的城市急救资源。”两会期间，敖虎山建议鼓励社会力量举办非紧急转运业务。

他还提到，目前各种不规范的“急救车”充斥城市。随着健康服务需求的增多，一些民营医疗机构等的“急救车”承接了部分非急救转运服务业务，从随车保障人员到车内配备的药品、设备等都五花八门、参差不齐，各自为政，服务质量堪忧。

为此，敖虎山建议，鼓励社会力量举办非紧急转运业务，整合、规范现有非急救转运资源，同时在合理测算分析当地非急救转运服务市场的基础上，进行升级和完善，最终建立各个地区统一的规范的非急救转运服务平台和服务体系。

他还建议，社会化机构与政府联合制定非紧急转运标准规范，对车辆配备、设备和药品配备、人员培训、相应系统等进行统一规范，最终上升到国家的标准规范，推动行业健康发展。（新华网）

徐丛剑：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偏僻农村地区宫颈癌疫苗接种工作

（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院长）

“我国宫颈癌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均占到全球五分之一，预防宫颈癌、保障女性生命健康是一项艰巨且紧迫的任务。”目前中国的宫颈癌病例和死亡率也存在着农村明显高于城市，经济落后地区显著高于经济发达地区的情况。但对人口分散的边远地区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或牧民）来说，实施理想而严格的定期筛查难度很大，所以这一人群更需要免费接种宫颈癌疫苗。徐丛剑委员表示，应动员边远地区社会组织力量，加强偏僻农村地区宫颈癌疫苗接种工作。（央视新闻）

 

环保

张兴赢：鼓励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卫星气象研究所所长）

受法制环境、资金、经验等条件制约，相比其他国家，我国的社会组织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参与度仍显不足，角色偏弱。张兴赢建议，要鼓励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更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贡献中国力量；支持社会组织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针对普通社会组织开展“走出去”能力培训；支持社会组织人才到联合国以及国际机构任职，创造机会让社会组织力量，尤其是青年，参与联合国组织的工作。（中国气象）

陈佐东：整合社会力量构建流浪动物收容救护体系

（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佳音英语学校校长）

陈佐东表示，当前，部分民间野生动物收容机构面临两大困境，一是没有合法身份，二是没有合法的场地。

“发展动物收容救护慈善事业，需要《慈善法》及社会组织登记制度的配套修改。”陈佐东说，需要从野生动物的官方收容救助模式向官民共管模式转变，支持、鼓励动物收容救助慈善事业的发展，构建多形式、法治化的动物收容救助体系。

陈佐东建议，整合社会力量构建流浪动物收容救护体系；民政部门也应当弘扬爱护动物的慈善文化，保护动物收容救护慈善活动参与者的合法权益。（光明日报）

 

文化

吕建中:鼓励更多社会力量兴办博物馆

（全国人大代表、大唐西市集团董事局主席）

我国博物馆数量较多，但大都依靠财政拨款，导致一些文物资源丰富的省市面临保护性投入的困难。吕建中建议，鼓励更多社会力量兴办博物馆，支持中小型博物馆完善造血功能，推动我国博物馆事业高质量发展。

 “我国已经形成以中央地方共建国家级博物馆为龙头，国家一二三级博物馆和重点行业博物馆为骨干，国有博物馆为主体，民办博物馆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博物馆体系。”吕建中介绍说。

我国的非国有博物馆门类丰富、特色鲜明、主题众多，具有较强的行业属性和突出的文化特色，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国有博物馆的门类空白。然而，大量“小而精”的非国有博物馆散落在城市、城镇的各个区域，由于体量小、周边缺少相关产业联动而导致客流量较小、规模效应差、整体影响力不强、后续发展乏力。

吕建中据此建议，国家文物局、自然资源部和各级政府继续加大对社会力量开办博物馆的支持力度，对符合引导方向的新建非国有博物馆项目，在项目用地等方面给予实质性优惠。（华商报）

两会代表：激发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动能

近年来，各地加强了对城乡公共文化的设施布局、服务提供、队伍建设和资金保障，基本形成了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但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在发挥效能上仍受不少因素制约。

“资金保障差距较大，公共文化队伍建设相对滞后，设施建设仍有空白，社会力量参与不足，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不高。” 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河南省委专职副主委花亚伟表示，乡村文化建设还有许多短板需要补齐。

对此，花亚伟建议强化政府主体责任，继续通过督导、考核、暗访等形式，推动落实最新修订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

他还建议： “鼓励村干部、新乡贤、乡村文化能人以及其他社会力量积极参与乡村文化合作社的建设、管理和运行，挖掘培育一批乡村本土文化人才。” 

“创新思维拓宽渠道，激发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动能。”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河南省委副主委梁留科也表示，应积极引导群众广泛参与公共文化。可以鼓励和扶持个人兴办各种图书馆、博物馆、文化书屋等，政府可通过资金扶持和授予荣誉等方式激发群众参与积极性，以此满足群众多元化、个性化的文化需求。（中国新闻网）

 

残疾人士关爱

费薇：建立成年孤独症康养中心，完善残疾人托养服务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国际部一级巡视员、中国狮子联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费薇提出，可以尝试建立社区型成年孤独症康养中心，探索孤独症托养服务机构良性运行机制，倡导对特殊群体终身关怀，进一步加大残疾人托养服务人才培养力度。

费薇认为，建立社区型孤独症康养中心，可以实行政府投入、社会运行的机制，立足社区，为大龄孤独症患者提供集生活养护、职业教育、支持性就业、家庭养老等于一体的服务。

费薇设想，社区型康养中心可以考虑采取集体生活模式，参照发达国家“社区家庭”通行的做法，6个以内孤独症患者生活在一个单元里，共同安排起居，通过相互影响和彼此照顾，建立长期稳定的伙伴关系，并由专业老师或社工进行指导和看护。同时，充分利用当地社区资源，将家庭和社区功能相结合，完善生活、运动、劳作设施，建设工作坊、加工厂等，传授、辅导成年孤独症患者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和创作，如手工制作、编织、烹饪以及小区环卫工作等，使病情不同的患者都能有所作为，生活充实。

费薇强调，建设社区型康养中心，要加大力度扶持残疾人特别是孤独症患者托养服务社会力量。各地应采取资金、场地、税收、用水用电等优惠政策措施，引导和培育提供托养服务的社会力量发展壮大。与此同时还要有效对接残疾人辅助性就业。鼓励企业和社会组织在残疾人托养服务机构中设立残疾人辅助性就业生产工厂(车间)，或直接为残疾人托养服务机构中的残疾人提供辅助性劳动项目。(中国社会报)

周铁根：引导社会力量救助农村地区智力残疾群体

（全国人大代表、徐州市委书记）

穷困大龄男子在家庭及传统观念压力下，和智力残疾女子“相互凑合”以延续香火，此类情况在农村地区并不少见。然而，这样的婚育方式有可能传递智力残疾。为了育有正常孩子，部分家庭甚至抱有“赌一把”的心理，连续生育多子，致使智力残疾儿童出生率远高于城市地区。

周铁根提出，农村地区智力残疾代际传递恶性循环的情况，亟需予以关注和解决。

目前农村对智力残疾群体的救助方式以经济救助为主，且救助金额偏低，而心理疏导、志愿服务、特殊教育等救助方式在农村地区也难以持续，无法有效解决实际困境。

周铁根提出，长此以往，会衍生各类社会难题。由于智力残疾康复治疗需大量费用，重症儿童还需专人全天候进行护理照料，所以对于智力残疾儿童，直系亲属没有经济能力治疗，或不愿履行监护责任的现象，在农村普遍存在。尤其是一些智力残疾女童，在无人监护的情况下，还可能遭受周围人群的性侵害。

周铁根建议，要大力倡导优生优育观念，提高婚农村的确婚前和产前检查率。要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建立精准扶贫和社会保障有机衔接机制，根据智力残疾程度和家庭具体情况，丰富救助方式，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多元参与救助。（澎湃新闻）

 

其他

两会代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建设

“希望更多社会力量参与户外劳动服务站点建设，让户外劳动者群体充分感受到城市的温暖。”近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焦开河和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王树芬不约而同地呼吁。以环卫工人、出租车驾驶员、快递员、社区志愿者等为代表的户外劳动者群体，经常面临着“吃饭难、喝水难、如厕难、休息难”等现实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从2016年起，全国各级工会组织广泛开展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建设工作，至今建起服务站点超7.1万个，服务户外劳动者群体4374.3万人。为促进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更好发展，焦开河委员建议，推广建设银行依靠网点资源打造“劳动者港湾”的经验，同时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通过政府行为引导更多行业、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贡献有效资源、广泛参与，将开放共享作为公共服务的延伸，推动各行各业建立多元化开放共享服务体系。王树芬代表提出，要以职工需求为导向，加大资金投入，推进职工驿站服务项目多元化、服务质量精准化。同时，加大工会与企业共建共享力度，协力解决工作人员不足等问题。（工人日报）

刘红宇：建议增加公益组织作为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诉讼主体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

刘红宇表示，我国的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发展仍然缓慢。以“消费者权益”“公益诉讼”为关键词检索中国裁判文书网所公示的判决书，自2013年起至2021年3月4日，仅查询到254件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刘红宇认为，究其原因，一方面，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主体数量有限；另一方面，消费者协会（消保委）缺乏专业人才和诉讼动力。

刘红宇建议，一是要修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扩大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诉讼主体范围，增加公益组织作为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诉讼主体；二是要修改相关司法解释，规范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组织的诉讼活动；三是要构建民间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组织与消费者协会（消保委）、检察机关的公益诉讼协调机制，发挥各方专长，共同推进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发展和完善。（人民法院报）

郑鈜：发挥社会力量在应急管理中的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西华大学副校长）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加强应急救援力量建设’，反映了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目前，我国已经拥有约70万人的社会应急救援力量，并在过去重大应急救援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郑鈜建议，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应急管理中的作用，积极整合应急救援社会资源，畅通和规范社会力量参与应急救援的途径。（应急管理部）

 

武献华：推动社会工作者心理服务专业化

（辽宁省政协副主席、民建辽宁省主委）

武献华指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在抗击新冠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当前我国社会心理行业人才队伍缺口较大，全国各地都存在“等米下锅”的现象。

武献华建议，通过专业化、规范化和职业化人才培养体系，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心理指导师人才队伍；推动社会工作者向心理服务专业化的目标发展，为补足人才短板。可建立社区人员帮扶项目、信访局心理调解室、心理健康科普教育基地等，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免费心理援助；制定《社会心理指导人才培训纲要》，为规范社会领域心理人才培训工作提供依据。（澎湃新闻）